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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济未来几年可能遇到最大的挑战有哪些方面?

日期:2017-10-23 11:52:14编辑作者:www.33gvb.com
导语:那些保增长的政策可能导致进一步的结构失衡。如果这些问题政策上能够合理解决的话,未来增长潜力仍然是有的。
 
结构失衡
 
凤凰财经:您觉得过去几年中国经济主要问题有哪些?有哪些突破?
 
王小鲁: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形成的,一个是结构失衡,一个是市场失能——市场失去动能。结构失衡可能各界关注的比较多,表现在产能过剩,房地产库存过大,杠杆率过高。所谓“三去一降一补”说的就是这个。“一降一补”是说降成本、补短板,原因是近些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下降,成本上升,而且有些产业领域长期存在短板。
 
这些是现象,它的根源是什么?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过去十几年来越来越大的过度投资。增长经济学理论里有一个“资本积累黄金律”,这个理论说的是资本积累率太高太低都不好。资本积累率并不是越高越好,投资越多越好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解。投资过高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,导致效率下降,产能过剩;当然发展就慢了。所以投资和消费之间应有一个最优的比例。
 
这个最优比例在理论上存在,但实际上是多少?没有人证明。我们用过去五十多年的数据做过一个实证模型分析,发现在中国是消费率66%左右,如果进出口平衡,投资率(资本形成率)34%左右。如果有贸易顺差,投资率会低一些;比如有三个点顺差,那么投资率是31%。在这一投资/消费点上,全要素生产率最高。中国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的资本形成率基本上是百分之三十几,大体符合这个比例。后来慢慢上升,2000年左右到40%, 2000年后有一个直线上升,到接近50%,最近几年有一点回落,但2016年还是44%。这个投资率仍然比合理的比例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。
 
总体来讲,2000年以后的这十几年,资本形成率不断上升,同时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,两者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。为什么会产能过剩?很简单的一个道理,投资多了产能就会过度扩张,生产更多的产品要卖出去,但是消费没上来,多生产的产品卖给谁?不同产业部门之间是由产业链联系起来的,上游产业是矿石、煤炭、钢铁等,中游产业是金属加工、机械设备等,最后下游是消费品。这些产业是一环扣一环联系在一起的。最终消费没有上来的情况下,把上游产业做得很大,它就会导致产业部门之间不协调,产生一个产品最终卖给谁的问题。所以过去多年来产能过剩变得越来越严重。
 
产能严重过剩会导致什么结果?因为投资投进去后没有产生有效的产出,当然生产率就降低了,同时因为投资借了大量债务,因为没有有效产出,债务还不了,不能形成良性循环,当然债务杠杆率就越来越高,坏债风险也越来越大。
 
再加上房地产也是过度投资,有人买房子你投资,没人买你也投资,那当然就过度投资了。
 
这些因素加起来,就是投资过度。问题出在哪儿呢?我认为有几个方面,一个是宏观政策,特别是货币政策一直在刺激投资,降准降息这些都是为了扩大贷款,贷款干什么?就是拿去投资。另一个是财政政策。我们叫积极的财政政策,就是政府扩大投资。这几年稍微好一点的事情是,政府在直接生产领域的投资少了,更多的是搞基础设施投资。但基础设施其实也有一个产能过剩的问题,因为如果建成的基础设施规模太大,得不到有效利用,它实际上也是过剩产能。而且政府投资大量使用贷款,这个钱花得出去收不回来,杠杆率就越来越高。
 
记者:前一段时间新闻报道,中铁的总债务逼近五万亿。
 
王小鲁:对。但铁路投资总体作用还是积极的。再加上地方搞的融资平台,包括这些年通过银行表外的理财产品等渠道筹的资,这些量加起来就大得不得了,而且总体效益不好。合起来就导致了结构失衡。
 
我觉得结构失衡的原因很清楚,就在于长期使用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。再加上各地地方政策都是要多投资拉动GDP,要有政绩,城市搞大拆大建,每个城市都要搞开发区、高新产业区,国家级的这种开发区可能就有几百个了,还不算省、市、县的,那得占多少地?花多少钱搞七通一平、搞基础设施?但是投资搞了这些园区有多少企业进来?有多少园区得到了有效利用?真正好的并不多,结果就是过度投资。
 
再加上招商引资,零地价供地等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投资,所有这些政策加在一起,导致的结果就是投资过度、结构失衡。
 
市场失能
 
凤凰网财经:产能过剩之后,要去产能,但是现在去产能有一个说法,叫去产能其实是去别人的产能,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产能。
 
王小鲁:这个就是市场失能。其实刚才说的各级政府的行为就是政府在操作资源配置,政府过多地参与资源配置就减少了市场的配置资源。银行贷款都借给政府去搞开发,搞房地产投资,实体经济要借钱反而难以融资,特别是小微企业借不到钱,要借钱得借高利贷,是15%、20%的利率,甚至更高。这种情况不利于市场条件下企业的正常发展。资源配置到底是谁说了算?是市场说了算还是政府说了算?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了,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,但是实践中落实得怎么样?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不理想。这不是这几年才发生的问题,是多少年来积累下来的。但刚才说的去产能中有些地方出现的问题是近一时期发生的。
 
这几年这个问题是不是改善了?有一些方面有改善,比如政府行政审批减少,手续简化这些方面有改善。但是还有一些方面似乎没有显著的改善。我们前些时候做过一个企业经营环境的调查,由企业自己来判断各方面的经营环境,由他们来打分评价,最后结果出来,很明显的差别就是,国有企业经营环境明显地好于民营企业,大型企业经营环境明显地好于中小微企业,大中小微企业一个台阶一级,差别特别明显。虽然总体上经营环境有明显改善,但是分开不同类型企业看,差别反而变大了。
 
在这种条件下,而且又因为大量搞房地产投资,政府独家征地卖地,货币又宽松,导致地价暴涨,房价跟着暴涨。作为一个投资者,如果你投资制造业,一年5%的利润可能都没有,投资房地产也许一年挣50%,谁还去实实在在搞企业,搞实业?谁还费力去开发新技术研究新产品?如果宏观环境鼓励投机而不是产业竞争,,这就不是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。
 
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和上面说的结构失衡问题联系在一起的。用行政的力量去产能,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改善,但是现在不是说仅仅因为产能过剩东西卖不出去,要减少一部分产能,而是说该垮的企业就要垮,该破产的企业就要破产,要淘汰低效率的企业,这应该是市场行为。现在恰恰是很多企业受到地方保护,在这种情况下,市场就很难起作用。结果就得靠政府、靠行政手段来去产能,有些地方就出现了保国有企业,压民营企业的问题。
 
有的地方要扩大投资的时候钱首先投到国有企业去,要收缩、要去产能的时候首先去民营企业产能,这是靠政府的偏好有选择的去产能,而不是靠市场选择,淘汰低效率企业。这样的结果有可能把效率高的企业淘汰掉了,把效率低的企业保护起来。这对长远发展可能是一个负面的结果。
 
最大风险是继续保持货币宽松
 
凤凰网财经:中国经济未来几年可能遇到最大的挑战有哪些方面?
 
王小鲁:未来几年的挑战,我觉得问题是方方面面的。刚才说的若干体制和政策问题需要解决。但是最紧迫的威胁、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是高杠杆。流动性过多,杠杆率不断上升。杠杆率上升意味着很多钱借出去还不回来,哪怕现在账面上看不是坏债,将来可能也会成为坏债。在这种情况下,未来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。日本九十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,造成什么结果?二十五年了,只有1%的增长,几乎不增长。原来日本人说“失去的二十年”,现在已经是“失去的二十五年”或超过25年了。
 
所以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继续保持货币宽松,继续为了保增长去拼命放贷、拼命扩大投资,这是在积累风险,说严重些,是在制造定时炸弹。
 
记者:近来M2的增长已经降到百分之八点多了,但最近的定向降准会不会有影响?
 
王小鲁:近几个月M2增长放慢我认为是积极的变化,是去杠杆所必需的,早就应当做。应继续坚持这个方向。最近的定向降准,理论上说是一项普惠金融措施,有利于小微企业融资。但由于适用面非常广,实际上相当于一次全面降准,会释放相当的流动性。这对货币供应会是什么影响还有待观察,但我认为必须提高警惕,防止货币重新走向宽松。否则不利于结构调整和预防金融风险。
 
平衡房地产价格的长效机制
 
记者:因为中国房价很高,最近一年频繁提到房地产长效机制。哪些措施才是真正抑制高房价的长效机制?
 
王小鲁:我觉得导致现在的高房价可能有几个重要的因素。一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高了地价和房价。这是个根源,没有那么宽松的流动性,房价涨不到这个水平。一年百分之几十的涨法当然是流动性过多带来的。你手里钱多了,投什么地方最合算?眼看着房价涨,投它当然合算。而且因为投的人多了,马上就把房价拉起来,于是越投越涨,越涨越投,变成一个恶性循环。但这个东西当然是不可持续的,早晚也要出大问题的。
 
第二个方面是没有开放土地市场带来的问题。从1990年到2016年这十六年间,城镇人口增加了四亿多人,农村人口减少了两亿多人。农村人口出来后,很多人不回去了,80后、90后的打工族本来不会种地,也不会再回农村去种地了。农村的住房、宅基地出现大量的闲置。这些闲置的宅基地、住房,还有相应的集体建设用地怎么办?不开放市场,它将来就是废墟。将来农村眼看着就会破败。开放市场,至少一部分可以得到有效利用。城里人愿意到农村投资,搞旅游度假、休闲农业,农民把住房或宅基地卖给他,城里人和村民都可以赚钱,土地就是财富。现在是把财富变成无用的东西闲置在那,大量浪费土地。
 
实际上,这些年农村人口减少,村庄占地不但没有缩小,还扩大了。原因是什么?没有开放土地。而城市在扩张,却没有土地,土地资源紧张。这样一个情况,必然会加剧房价上涨。深圳为什么房价那么高?没有地。如果农村土地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,比如参考重庆的地票制度、成都的土地指标转让制度,通过市场进行转让。边远地区闲置的土地不能被城市利用,可以把它复垦成耕地,转让土地指标。哪怕你在东部我在西部,你那边没有可用的土地,我这边把指标转让给你,你就有地了。这边多出一亩耕地,那边减少一亩耕地,占补平衡,总体上不减少耕地。土地质量问题可以采取措施,例如不同等级的土地可以按一定的系数折算,土地差的可以两亩换一亩,这都是可以考虑的。通过这个方式,边远地区的农民还可以分享城市化的收益。东部地区城市化带来大量的土地增值收益,现在是被政府花掉了,有些是被无效投资浪费掉了;而边远地区农民享受不到城市化的好处。但有了这个制度,边远地区能够广泛参与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好处。
 
我在四川看过,农民复垦以后转让土地指标,一个村子多出几千万的收入,拿它把村庄好好地重新改造一遍,家家户户都住上两层小楼,门口有小花园、有停车场,农民的生活条件有大幅度的提高。而且占地还减少一半。节约出这么多土地资源,农民得到很多好处,指标转让给了城市,城市有了地可以发展。所以开放土地市场会带来土地资源有效利用,还是一个抑制地价上涨的机制。
 
凤凰网财经:真正的长效机制。
 
王小鲁:有效配置资源是天大的好事。有些部门就是想不通,这不行那不行,制定了一大堆清规戒律,就是不让你开放。这是一点。还有一点,就是房产税的问题。房产税发达国家都有,为什么中国没有?如果征房产税的话,当然有一个问题要考虑,就是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。房价已经顶到天上去了,很多家庭把祖孙三代存的钱都拿出来买房子了,买了房子还要再征房产税,当然受不了。所以征收房产税是应该的,但是不能对普通居住者征收,要对那些囤房炒房的人征收。你有十套房,对不起,八套你得交房产税。过去囤房是没有成本的,就等着涨价翻番。现在如果开征房产税,至少有成本了。你投资几千万买了一堆房子在那儿,一年就算交个1%还得交个几十万。这就迫使你减少囤房,减少涨价的压力。
 
所以如果有一套设计合理的房产税,减少投机需求,有利于把房价压下来,也有利于社会公平。
 
改善收入分配
 
凤凰网财经:中国收入分配问题,观察政策会发现,有时候有些政策是劫富济贫的,但还有一些政策它可能反而是劫贫济富。政策怎么能做到公平?目前现存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制度因素主要有哪些?
 
王小鲁:现在中国在收入分配上面临的问题仍然是收入差距过大。最高最低收入相差几十倍、几百倍,可能还不止。针对这种情况,有必要采取政策。近年来的强力反腐对改善收入分配是有效的,减少了分配不公。再就是完善收入再分配、改善针对广大老百姓的公共服务、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。这些都是发达国家早就有的政策,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有。我们的保障程度可以比发达国家低。因为保障过高了会带来一些很多副作用;但是要有基本福利和保障的全覆盖。
 
当然劫富济贫不见得都是好的。企业家说,我辛辛苦苦把企业做大了,才挣了那么多钱,你把我都劫走去济贫去了,将来企业还有没有积极性发展?他就没有发展动力了。所以要适度的进行收入再分配,还有进一步改善公共服务、完善社会保障,我觉得这个对改善收入分配是很重要的。
 
现在的问题是各级政府对投资更感兴趣,对改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不那么感兴趣。城镇有两亿多人没有户口,但是要推进户籍改革,所在的城市必须担起这个责任来。医疗保险、养老保险、子女教育这些事要管起来。地方政府经常说财政已经受不了了,管不了,为什么受不了?因为钱花到不该花的地方去了,该花的地方你说你受不了。这是政府支出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结果,现在的支出结构不合理,政府最该做的事,不是去和市场争资源配置,而是退回来做公共服务、做社会保障。那么多农民工,你要解决他们安家落户,在城市里安家落户、变成市民的问题,这是政府份内该做的事儿。
 
劫贫济富的事肯定有,像房价越来越高,这就是劫贫济富。一边说要控制房价,另一方面又舍不得压房价,稍微一动就说房地产投资掉下来了,影响经济增长了。然后就又要保房地产。过去的反复摇摆其实是政策目标互相冲突,没有理清楚政策目标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。过高的房价就应该要降下来,不降下来就是劫贫济富。工薪阶层一家三代几十年辛辛苦苦存那么点钱,都拿去买房子还不够首付,买了房子还年复一年要还贷,这不是对他们的剥夺吗?
 
我们讲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。就算按收入够上中等收入阶层了,买一套房子就一贫如洗了。这些钱到哪去了?政府土地出让收入赚一笔,房地产开发商赚一笔,中间再加上灰色交易、政府官员拿回扣等等乱七八糟的事情,不知道有多少人发了财,但是倒霉的是老百姓。再加上地价一高,房租就高,城市所有的商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成本都要高。这些成本最终转嫁给老百姓。上饭馆吃饭一顿饭30块钱,里面可能10块钱是房租,饭的成本可能5块钱不到。上商店买东西也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最终承担高地价高房价的都是老百姓,最后钱集中在少数人手里。这就是劫贫济富。所以这种土地征收和出让的政策是首当其冲需要改的政策,方向就是开放土地市场。
 
存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性
 
记者: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学界争论的很热的一个话题,有的学者说中国肯定能跨越,还有学者说很难跨越,甚至说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了。您怎么看呢?
 
王小鲁:说已经掉到中等收入陷阱了言过其实。现在还在增长,但是我认为这个危险存在。为什么?从2008年金融危机,2009年宽松,大规模投资、大规模放贷把GDP拉上来,但只是2010年达到一个高点,过了2010年就一路下滑,一直到现在7年了,增长率一直在缓慢下滑。为什么会下滑?就是前面说的结构失衡,投资没有回报,效率下降,于是增长率就下滑。很多人认为现在已经是L型见底了,我看还不一定。上半年经济形势似乎很好,下半年的形势不会有上半年好。这其中有较大的短期波动因素,而且很大程度上还是政府投资在拉动。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,但还没有回到一个均衡合理的结构。有些政策因素还有不确定性。例如货币会不会再宽松?政府投资的有效性如何?如果结构调整和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不能贯彻始终,政府不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型,那么结构失衡还可能反弹。
 
 
如果出现这种情况,接下来就可能增长更疲软,就可能往中等收入陷阱里掉了。如果再出一次金融危机或者是资产泡沫破灭,那就更不用说了。所以说这个风险是存在的,但越是想保短期的增长率,中长期风险就越大。原因在于,那些保增长的政策可能导致进一步的结构失衡。如果这些问题政策上能够合理解决的话,未来增长潜力仍然是有的。
 
凤凰网财经:我也觉得增长的潜力还是挺大的。有一种观点说陷阱其实和中等收入没有什么关系。高等收入那些发达国家也是到一个点然后不会涨,低收入国家可能也一直陷在那儿不动。
 
王小鲁:对,并不是说只有中等收入国家才有陷阱,低收入有低收入的陷阱,有的国家从来就没进入增长轨道,一直在贫困的陷阱里头。但是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,它有一个特殊的情景,就是你已经走出了低收入的陷阱了,本来是可以继续往前走的,但是走到一半又陷进去了。
 
改革不彻底,政策上的错误,收入分配方面的失衡等等,这些加起来,包括市场发育的不健全,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。本来爬到半山坡了,完全可以继续爬上山顶。但眼看着又掉到陷阱里,这个可能性其实是存在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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